北京時間11月8日凌晨，美國多家主流媒體宣布，拜登率先贏得270張以上選舉人票。過山車一般的美國總統大選徐徐落下帷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即將成為第46任美國總統。多國領導人在推特上祝賀拜登當選。不出意外的話，2個月后美國將進入拜登時代。

那么，如果美國進入拜登時代，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走向，是會延續特朗普時期的“新冷戰”手法還是轉向對華緩和？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對于美國政府政策走向總是用“高度不確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會更加穩定和有跡可循嗎？

拜登的外交政策關鍵詞是“中產”

如果用一個核心詞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應該是“中產”。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2020年3/4月號的《外交》雜志上，拜登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競選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明確提出了內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對內恢復民主，對外實施“中產的外交政策”。

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發的文章預示了執政團隊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喬治·凱南發表于該刊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戰宣言，建議美國政府以現實主義的姿態遏制蘇聯。特朗普政府在大選日投票前夕于國務院網站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對應的就是這篇當時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見，凱南這篇文章在美蘇冷戰中的象征意義和巨大的動員能力。

中國人更為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發表在該刊的《越南之后的亞洲》一文。共和黨人尼克松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總的對華政策基調——“沒有孤立的遏制政策”，并強調讓擁有10億人口的中國隔離于國際社會是一件分外危險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續的。

這一政策主張被認為是尼克松打算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宣言，后來美國對華關系的發展似乎沿著尼克松的這篇文章基調往前走著，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于1971年訪華，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拜登的對華政策將與特朗普時期有很大不同

從《外交》在美國對外關系領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對華政策也是明了的。

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說法，拜登政府對華關系的基本主張可以概括為如下3條。第一，美國將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憑借占據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從環境到勞動力、貿易、技術以及透明度的規則。第二，美國對華將采取強硬措施，不讓中國主導未來的技術和產業發展。第三，美國打算在氣候變化、防核擴散和全球衛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匯的問題”上與中國合作。

顯然，這一政策主張與特朗普時期的對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在第一條和第三條上。預計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將歡迎拜登的這兩項主張，即團結起來重塑西方的優勢地位，在若干關鍵問題上和中國合作。第一條預示著美國新政府將恢復多邊主義，但對華關系上具有一定的對抗性。第三條即進一步壯大中美利益交匯的領域。

但是，也不能忽視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條主張，即阻止中國崛起為技術和產業強國。因而，在評估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時，既要從雙邊關系角度衡量，也要從多邊角度衡量。

從雙邊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趨于緩和，但同時，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視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將領導盟友重塑多邊領域的國際經貿規則。

8月30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法國演講時指出：中美之間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權力之爭，不是地位之爭，也不是社會制度之爭，而是堅持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倡導合作共贏還是零和博弈。這才是目前中美關系面臨問題的本質。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國—東盟外長視頻會時又重述了上述論斷。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指出：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

在當前復雜多變的時期，上述表述無疑十分重要。

拜登重振中產、打造美國新社會并不容易

在這場備受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分裂的美國，因而拜登欲通過重振美國中產，打造一個更容易實現“美國夢”的新社會。但是，這一任務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奧巴馬總統競選成功后擔任副總統，當時即表示要重建美國的中產。雖然奧巴馬和拜登等人認識到了“美國病”的癥結，但是卻難以開出良方解決這個難題。

美國中低收入階層并不認為全球化創造了互利共贏的局面，最終低收入階層通過選票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釋放了一種聞所未聞的破壞力量。

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認為要通過國內重塑民主、對外推進中產外交，重新領導世界。

那么，拜登的這種戰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于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說，美國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總量超過全球一半。從數據來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銀行以及IMF的數據。如果換成美國戰略界人士，如已故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國農業部數據，那么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將很快跌破20%。

如果西方世界的經濟占比持續下降，那么領導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產也很渺茫。邏輯是這樣的，由于二戰后美國和西方占據著全球經濟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買家。其他國家只能通過賣給美國人東西獲得經濟增長，美元的地位和價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領導力的核心在于市場規模的大小。

中美未來競爭取決于中產及市場的規模

中國有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10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

因而，中美在未來的競爭將取決于誰能夠持續壯大中產和擴大市場規模。按照世界銀行2020年5月發布的報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7年已經超過美國。如果按照IMF的數據，那么6年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對特朗普政府遺產的清算，那么短期內美國政府還難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中產外交更是需要時間驗證。

拜登在文中還強調：美國要想在未來與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競爭中取勝，就必須增強其創新優勢。回顧美國的歷史，美國的創新依賴于兩種力量，一是政府，特別是安全領域的持續投入；二是市場的競爭，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要力量。

然而，自由主義式的市場力量也是今日美國貧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于創新，又要減少不平等，在美國現有制度體系下，這兩種目標事實上存在著很大的沖突。

還有一項不容易注意到的歷史事實是，在冷戰開啟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國際關系思想其實是建立在中產基礎上的自由理想主義。例如，如今被譽為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奠基者的漢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產外交的基礎上。

70多年后，拜登再度使用“中產外交政策”，是否預示著對權力政治的揚棄，特別是對導致冷戰的現實主義的漠視呢？顯然，答案不會這么簡單。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對華政策，至少將偏離這幾年來甚囂塵上的“新冷戰”政策，進入一個新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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